傳統儒家論“血流成河”：價值共識與史實講究
作者：白立超（東南年夜學歷史學院副傳授）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原載《文史哲》2021年第6期
摘 要：《尚書》記載牧野之戰“血流成河”，孟子以暴政立場質疑《武成》的記載，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儒家的反戰立場，王充、趙岐等學者在過辭說的基礎上不斷完美。荀子則重構了牧野之戰的場景，提出周武王“兵不血刃”、商紂軍隊“倒戈”的說法，后世學者在此基礎上將“兵不血刃”“前徒倒戈”“血流成河”等表述奇妙結合起來，構成了完全的邏輯鏈條，影響至今。在傳統社會中，部門儒者亦確定“血流成河”記載的真實性，并指出戰爭是摧毀虐政必不成少的手腕，現代學者也對“血流成河”的本相展開研討。對“血流成河”歷代詮釋的梳理，讓我們看到儒者通過歷史事務的敘述、重構來實現其價值的論證和秉持、并不斷強化的過程，而對“血流成河”史實研討與回應，也是儒學思惟安身現代學術的殊途同歸。
關鍵詞：血流成河；詮釋；價值共識；史實講究
禪讓說和反動說是儒家針對政治變革提出的兩種完整分歧的政權更替理論。從傳統社會的政治變革方法來說，“古來只要禪讓、征誅二局”[1]。從儒家政管理論來講，堯舜禪讓的儒家敘述與儒家思惟若合符契[2]；“湯武反動，順乎天而應乎人”[3]，亦為儒者所稱道。禪讓說自不用言，但在反動說中，撻伐所充滿的暴力和血腥原因往往被儒家擯棄。而據《尚書·武成》載，牧野之戰“血流成河”，顯然儒家經典文獻《尚書》的記載與儒家對湯武反動的稱道捍格難進，亦與儒家幻想政治相往甚遠。正因這般，就使得倡導“湯武反動”的歷代儒者不得不應對這個議題[4]，也是自孟子之后“血流成河”爭議不斷的緣由。
由于遭到傳統過辭說的影響，學術界對“血流成河”的史實關注未幾。近年來，學術界亦有圍繞牧野之戰中“血流成河”“倒戈”“兵不血刃”等記載展開研討，基礎否認了傳統儒者所秉持的“倒戈”說和“兵不血刃”說[5]。如黃懷信據《逸周書》的相關記載，指出牧野之戰“殺敵這般之眾，恰是決死血戰的實際反應與具體體現。如若紂兵‘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生怕也不會這般之殘忍不仁而‘血流成河’了”[6]。這些研討對傳統儒家所秉持的價值觀是致命的，可是這些研討并未惹起現代儒學研討者的留意，亦未有任何的回應。有關歷代儒者對“血流成河”的論述，學者亦有觸及，終將其歸結于詮釋或過度詮釋[7]，并未對歷代儒者所論之價值予以充足確定。筆者認為“血流成河”是歷代儒者的主要議題，需求對其進行周全的梳理并提醒其思惟旨趣；同時，結合學術界已有結果對“血流成河”的歷史本相予以提醒[8]；在此基礎上，確定歷代儒者注疏價值與當代學者研討的意義，也能使我們加倍明白地認識儒學的價值與當下的前途。筆者不揣淺陋，擬對此問題進行探討，敬請方家斧正。
一、孟子質疑“血流成河”與過辭說的提出
眾所周知，孟子以質疑經書的態度否認《尚書·武成》“血流成河”的記載。孟子指出：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罷了矣。仁人無敵于全國，以致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9]
我們不難發現，孟子懷疑《尚書》，否認《武成》“血流成河”的記載并非以確切史料為證據進行考訂的結果，而是基于其暴政學說的邏輯推理和反對戰爭的基礎立場而作出的判斷。年夜體而言，孟子質疑“血流成河”記載的緣由有以下兩個方面。
起首，孟子基于暴政思惟對周武王抽像的重塑與想象。孟子認為“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10]，他將湯武反動置于其暴政說中。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11]，由仁心而進暴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全國，皆不為也”[12]。在孟子思惟中，戰爭勝負的關鍵原因在于國君能否奉行暴政，并且堅信“仁人無敵于全國”[13]。仁人在戰爭中面對的真正敵人僅僅是殘暴的敵國國君一人罷了，并非敵國平易近眾，敵國平易近眾將會“簞食壺漿”迎接仁人之師救其于水火之中。恰是基于這樣的價值判斷，孟子認定在牧野之戰中，周武王“以致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這場戰爭中周人獨一的敵人就是“一夫紂”[14]，而“血流成河”殘酷場景與孟子對湯武反動的預期完整相左，所以孟子堅信此場景最基礎不成能出現。不僅這般，孟子還以暴政思惟重塑周武王抽像，并以重塑后的周武王作為本身奉行暴政說的“歷史依據”，如在面對齊宣王詢問能否伐燕時，孟子就明確指出：
取之而燕平易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平易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罷了矣。[15]
其次，結合孟子所處的戰國中期的佈景，孟子此處極有能夠是借對經書的懷疑來表達其強烈的反戰情緒。年齡時期，爭霸戰爭加劇了禮壞樂崩，孟子曾以“年齡無義戰”[16]來評價爭霸戰爭。而進進戰國時期，戰爭加倍殘酷，戰爭重要以攻城略地、殺人滅國為目標。兵器裝備上，出現了弩機、連弩、云梯、鉤拒等殺傷力更年夜的兵器；戰爭投進上，年夜國的兵員少則幾十萬，多則上百萬[17]包養平台推薦，尤以秦、楚兩國為最，均有“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18]的規模。而這樣的軍備競賽一旦開啟，戰爭只能愈演愈烈。公元前293年，伊闕之戰發生，秦將白起年夜破韓魏聯軍于伊闕，斬首24萬。面對這般戰爭年夜屠殺，孟子就曾絕不留情予以揭穿和鞭撻：“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地盤而食人肉，罪不容于逝世。”[19]是以，朱熹很是懂得孟子的時代處境。面對良多學者對孟子此說的廣泛質疑，朱熹認為孟子公開質疑“血流成河”是救世之言，并明確指出：“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斗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20]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中也持此觀點。與朱熹所持觀點分歧的學者頗多，如錢時亦認為孟子質疑“血流成河”記載的舉動“乃戰國救敝之言，或許遂疑以《書》真有不成信者，則誣圣甚矣”[21]。真德秀的《西山讀書記》、詹道傳的《四書纂箋》、丘濬的《年夜學衍義補》中亦表達了類似的見解。
由于《孟子》一書“盡信書章”以“孟子曰”始，未有高低語境參考，是以孟子何出此論早已不成知。但我們從孟子的好辯性情推測，“盡信書章”很能包養夠是孟子與他者的辯論言辭，他者引《武成》“血流成河”的記載對當時戰爭的殘酷性進行辯護，孟子則不吝以質疑經書的方法予以反駁，并質問：“以致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言既表達了孟子對暴政的自負，又批駁了他者引《尚書》試圖為當下戰爭殘酷性張本的企圖。
值得指出的是，恰是由于孟子對《尚書·武成》“血流成河”記載真實性的質疑，才將此問題推進思惟史領域，成為后世儒者不得不面對的主要議題。究其緣由，一是因為兩周之際典籍屢遭兵燹，身處年齡末年的孔子在談禮時都有“文獻缺乏”[22]的強烈感嘆，即便孟子否認《武成》記載的真實性，其他學者亦很難在經書中找出旁證予以反駁。二是當孟子提出此問題時，上距牧野之戰已經約800年，在史料很是無限的情況下，當時的思惟家已經無法確認文獻記載的真實性，往往以己意取舍歷史、甚至從頭構造歷史。
孟子之后，東漢學者王充起首明確對“血流成河”記載的真實性與孟子的質疑進行了深刻反思。《論衡》中有許多針對儒家言論的批駁，如《語增》《藝增》《書虛》等。基于儒家言辭中許多文辭與事實之間差距的考慮，王充認定《尚書》“血流成河”的記載是過辭，即言過其實。王充對這場戰爭的發生沒有任何掩飾，但亦明確指出牧野之戰最基礎不成能達到“血流成河”的慘烈水平。王充指出《武成》的牴觸：“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這般。皆欲紂之亡也，風聲鶴唳，安肯戰乎？”[23]此外，王充還從真實性上質疑“血流成河”：“《武成》言‘血流成河’，亦太過焉。逝世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頓血流，輒燥進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赍盛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24]王充的質疑一方面確定了“血流成河”為過辭，另一方面也給信任“血流成河”場面真實性的后世學者提出了最難解決的問題。
王充以過辭說調解了《武成》文本記載與孟子質疑的問題，似乎跳出了儒家的框架，在儒家思惟主導的社會中，實屬不易。但從王充的論證中也能發現，他對此問題的見解還是儒家史觀，或說更接近孟子的史觀。這樣王充以過辭的說法對經書、子書進行公道解釋，彌合了經書與子書之間存在的牴觸，從一個更符合事實的角度對這一歷史事務進行從頭懂得，遭到了后世許多學者的青睞。
趙岐作《孟子章句》，雖宣稱以孟解孟，但顯然遭到王充的影響。趙岐也以過辭說疏解“血流成河”，不過與王充分歧的是，趙岐是從《尚書》文本的表達方法進手。趙岐通過與《康誥》等篇進行類比，指出：“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天主’，《甫刑》曰‘帝清問下平易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平易近’。人不克不及聞天，天不克不及問于平易近，萬年永保，皆不成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25]是以他認為《武成》“血流成河”的記載也不應因詞害意。在趙岐看來，孟子質疑“血流成河”的緣由在于此記載是過辭。同時，受孟子暴政觀念的影響，趙岐亦認為在牧野之戰中，“殷人簞食壺漿而迎王師，何甚至于血流成河乎”[26]？孫奭疏解《孟子》中也繼承了過辭的說法：“言武王誅紂，戰斗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致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甚至于血流成河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27]是以，王充首倡的“過辭”說逐漸成為《孟子》注疏的主流。
不僅這般，在《尚書》的歷代注疏中，過辭說亦被認可，如孔安國在《尚書傳》中明確指出“血流成河”是“甚之言”[28]，孔穎達也認為是“甚之言也”“言不實也”[29]。陳年夜猷在《書集傳或問》中認為孟子懷疑“血流成河”的記載，是“為之辭”“侈其事”罷了：“或問：孟子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其有缺乏信者乎？東陽馬氏曰：六經經秦火，又漢儒私相傳授，誠難盡信。然血流成河卻不消疑，蓋史官紀其勝利則為之辭，以侈其事罷了，安用致疑而立議論乎？”[30]
是以，孟子對“血流成河”記載的態度是典範的“六經注我”，對不合適本身學說體系的文本記載進行年夜膽懷疑，這一懷疑能夠并不符實史實，但這一懷疑依然能夠表達孟子對戰爭的基礎態度和對暴政說的自負。王充、趙岐等后世學者從分歧角度進一個步驟申說“血流成河”的記載僅僅是過辭罷了，從而確定孟子的質疑，這也是傳統經學注疏的主流觀點。
二、荀子重構“兵不血刃”“倒戈”場景與后世不斷重構
孟、荀都尊孔，思惟取向卻不盡雷同，荀子對孟子學說有很是嚴厲的批評[31]。但是基于儒家反對戰爭的基礎立場和對湯武反動的推重，他們在對武王伐紂的回護上很是分包養歧，甚至一貫被認為更感性的荀子對此問題見解比孟子更幻想化。雖然在《荀子》文本中并未有明確否認《武成》“血流成河”的記載，但在《議兵》中荀子針鋒相對地提出了牧野之包養網戰“兵不血刃”的說法：
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包養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于全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極。[32]
荀子在此處將武王伐紂與堯、舜、禹、湯、文王的武功并稱，并冠以“仁義之兵”，戰爭過程更是“兵不血刃”，這與孔子將舜樂《韶》與武樂《武》專門進行區分已經有所變化。當然此處僅僅只是荀子對武王伐紂一個粗線條式的描寫。具體到牧野之戰的場景，荀子則采取了與孟子完整分歧的方法，他直接對牧野之戰的戰爭場景從頭構建。荀子提出、或許是認同了倒戈說[33]，將牧野之戰的場景描寫為：
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包養網殷人也。[34]
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35]
當然我們已經無法確知荀子的立論能否有史料依據，但筆者認為此說與孟子的質疑類似，亦有很是強烈的理論底色。就《議兵》文本而言，此說與荀子對“用兵之要”的判斷相關。荀子認為用兵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后發先至”“勢利”“變詐”等兵家謀略，而在于“壹平易近”“善附平易近”的政治舉措：
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平易近。弓掉（作者注：當做“矢”包養網比較）不調，則羿不克不及以中微；六馬和睦，則造父不克不及乃至遠；士平易近不親附，則湯武不克不及以必勝也。故善附平易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平易近罷了。[36]
荀子依據的“古之道”，實則為荀子所認定的幻想之道。同時荀子以當時各國軍隊實際戰斗力為依據，提出了一個軍隊戰斗力的排序，而湯武之兵在這個序列中居于首位：
故齊之技擊不成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成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成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成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37]
包養很是明顯，在“齊之技擊”“魏氏之武卒”“秦之銳士”之間的判斷標準并非完整是荀子所提出的“善附平易近”，而是戰國時期三國軍隊實際戰斗力的準確排序，這是事實上的承認。而在齊、魏、秦與桓文、湯武以及桓文、湯武二者之間的排序中，荀子筆鋒一轉，進進“善附平易近”的理論預設，實為價值判斷，并且桓文與湯武之間的序列也與儒家的一貫立場相合。筆者認為，此排序只能說是荀子的論辯與寫作技能，即在不違反基礎常識的條件下，實現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奇妙轉接。若稍有軍事常識，我們都了解，桓文、湯武果真要遭受三國軍隊，結果定會恰好相反，這從我們上文對戰國時期的戰爭理念、軍力、兵器等周全晉陞的簡要梳理就可以發現。
荀子恰是基于此判斷，描寫了仁包養人與暴君的交戰場面，亦很是富有想象力：
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包養網必其平易近也。而其平易近之親我歡若怙恃，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怙恃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后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38]
這是荀子對仁人與暴君戰爭場面的主觀想象。在荀子的判斷中，牧野之戰的戰場上只要一個敵人，那就是罪年夜惡極、窮兇極惡的暴君商紂，這與孟子的說法分歧。這般以來，兵不血刃、商軍陣前倒戈將是必定。甚至對紂的逝世，荀子的說法與《逸周書》的記載也完整分歧，荀子認為紂王是倒戈的殷人所殺，而非周人或周武王所殺。經過了荀子的一番重塑，《武成》記載的“血流成河”不僅不成能發生，甚至連《逸周書》所載周武王斬殺紂王的史實也是子虛烏有。在此問題上，荀子比孟子走的更遠，更幻想化。
荀子雖然在《議兵》中提出了牧野之戰中商軍陣前倒戈、周武王兵不血刃的說法，可是荀子回避了《武成》“血流成河”的記載也是不爭的事實。是以，荀子的說法也難以讓后世一些學者完整佩服。可是，荀子這種另辟蹊徑的做法卻成為后世儒者將這一問題的解釋能夠達到圓融、邏輯公道的主要資源。
同樣還是王充，他確定牧野之戰是一場實實在在的戰爭，不僅認為“血流成河”是過辭，同時亦認為荀子的“兵不血刃”是飾辭。王充認為這場戰爭與秦漢更替時發生的諸多戰爭類似，而“不血刃”僅僅是為了表達牧野之戰周武王得包養網勝相對比較不難，是增飾之語，即“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39]。在王充看來，牧野之戰流血沖突是不成防止的，可是商紂至多仍有蜚廉、惡來之徒互助：“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克不及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掉所與同業之意。雖為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40]所以王充認為荀子宣傳周武王“兵不血刃”獲得全國，目標是為了“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
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殷亡”。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41]
荀子“兵不血刃”說發揮實質性感化是在宋代。即便在尊孟貶荀的思潮下，宋儒仍援用荀子對牧野之戰的描寫。如朱熹在“盡信書章”中就借助荀子的說法對“血流成河”從頭解釋：“然‘血流成河’，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其后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42]朱熹明確指出“血流成河”是商紂部眾自相踐踏所致，與武王無關，并以荀子此說為依據。我們略微留意就會發現，荀子所言紂王之逝世“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而朱熹此處卻表述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少一個“蓋”字。很明顯，在荀子那里，此說僅僅是一種猜測，而朱熹此處的援用卻成為言之鑿鑿的文獻依據[43]。朱熹此說既解釋了《武成》“血流成河”的記載，同時又結合了荀子兵不血刃、倒戈說，是后世儒者統合經學、子學的主要盡力，影響很是年夜。如元代學者朱祖義在《尚書句解》中亦言：“紂罪惡貫盈，天所不容，故至此極。……血流成河實是紂眾自相攻擊也，故血流至少，當時必有之理。”[44]
既然“血流成河”的慘景是商軍自相殘殺所致，那么逝世者何人，此中能否有無辜之人，如有錯殺無辜之人，那周武王得全國的公道性在儒者那里又無法說通。正如南宋學者程年夜昌所言：“殺一不辜而得全國，仁者不為，然牧野之戰，血流成河，豈盡有罪者乎？”[45]這是儒家學說的基礎邏輯。所以，那若何說明“血流成河”的逝世者均為惡貫滿盈，逝世有余辜之人呢？程年夜昌以《荀子·議兵》為根據，繼續補充：“荀子曰：‘凡誅，非誅其蒼生也，誅其亂蒼生者也。蒼生有捍其賊也，是亦賊也。’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非反撲也，遁而相戕也。至于知悔來歸，則在所不殺，故曰‘弗迓克奔’也。”[46]程年夜昌認為這場戰爭中誅殺的是“亂蒼生”的賊人。當然這是一個很是含混的說法，統一時期成書的《項氏家說》又應用《尚書》中的一些語辭予以了了，指出了這場戰爭真正的敵人是《牧誓》中周武王所言的“多罪逋逃”[47]：“甲子之朝，紂狼狽出師，人心震駭，皆看塵而奔，周人自后攻之，盡剿其多罪逋逃之眾，血流成河，舊惡無余，于是仁慈奠枕而全國定矣。”[48]是以，逝世者恰是這些“多罪逋逃之眾”。即便這些罪人之逝世，也是商軍倒戈形成的，與周武王無關。宋代學者陳經在《尚書詳解》中指出：“彼之平易近方歡迎武王之來，安敢與我為敵？既不敢與包養武王為敵，則武王之兵皆為之不動，所以殺人之多、血流成河者，皆彼之前徒自倒戈以攻其后以北，所以倒戈自攻其后者，必此中有與紂為惡之人。平易近怨之進于骨髓，故是以反撲之，殺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殺之也。”[49]明代學者王樵進一個步驟指出紂的軍隊分為陣前、陣后：“商人離心離德久矣，特劫于紂威耳。先驅蓋商之布衣，陳后乃紂黨，至是易向反撲，血流成河，后者為前徒所殺也。”[50]此說后來又被繼續闡發，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尚書稗疏》中最終完成了“兵不血刃”說的邏輯自足：“朱子以為自相踐蹂，則敗軍奔馳，方自求免之不暇，踐人者既倉皇而幸于得脫，為人踐者業已仆而不克不及攻人，漂杵之血何從而有？陳氏謂：‘先臨，商之布衣；陳后，紂之惡黨。平易近怨之深，遂是以反撲之。’其說是已。”[51]
經過歷代學者的不斷補充完美，“兵不血刃”說既未否認《尚書》中“血流成河”的記載、又以周武王兵不血刃和商軍陣前倒戈等種種重構，將形成“血流成河”慘狀的罪責所有的歸諸商紂，不僅勝利維護了周武王的圣王抽像，並且又奇妙地彌合了經書和子書之間的牴觸。正如子貢所言：“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正人惡居下賤，全國之惡皆歸焉。”[52]而此說亦逐漸成為史書對牧野之戰描寫的常見“史實”。
三、“血流成河”的史實講究
孔子雖稱道“文武之道”，但對周武王行為中與儒家理念分歧之處亦有所保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53]的孔子對“血流成河”的記載并未刪削、懷疑或誤解。筆者認為，這表白了孔子對史料的態度以及對商周變革“未盡善”[54]的認識，也是孔子對戰爭流血殺戮以及暴力殘酷屬性的認知。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孔子保存此條記載是為了“警暴君也”[55]。
由于孔子并未對“血流成河”作出評論，孟、荀兩種分歧的觀點代表了儒家幻想主義反動論的表述，這也是傳統社會的主流。但典籍中仍有一些史料似乎隱隱明示商周反動的殘酷性，如在《逸周書·克殷解》中記載了周武王在牧野之戰后的行為：
武王答拜，先進，適王所，乃尅射之三發而后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56]
周武王戰后欺侮商紂尸體的舉動，以殘忍描述也絕不為過[57]。那么牧野之戰的場景又若何呢？歷史上一向有部門思惟家認為“血流成河”是有必定根據的。如馬總編寫《意林》時，以新莽之亂來的記載來例證血流成河記載之真：“武王伐紂，兵不血刃，虛言也。包養兵到牧野，晨舉脂燭，血流成河，何謂不血刃耶？漢誅王莽，軍至漸臺，血流沒趾，用全國兵，未有不血刃者也。”[58]明代學者陳第在《尚書疏衍》中也以舉證的思緒予以類比：
夫兵，兇器也，不交則已，交有不傷者乎？血流成河，紀其實也。儒者為之說，曰：“紂眾服周，無有戰心，前徒倒戈，反撲其在后之眾以走，自相屠殺，遂至血流成河耳。”信斯言也！是紂之前徒雖背商以歸周，紂之后徒實操戈以敵愾，且為周，且為商，半疾降，半疾戰，斬馘濺血，皆紂之士自為之，而于周無與也，則尚父不勞于鷹揚，武王無待于肆伐矣，豈理也哉？夫紂之虐尚不及秦，秦平易近之戰欲得賢君，亦年夜旱看雨也，然章邯輩出關東，逐周章，破殺項梁、陳勝，且以武庚敗亡之余，猶能使周公缺斨破斧，況以其全盛之兵，豈不克不及效率一戰乎？[59]
陳第認為戰爭必有傷亡，明確指出“血流成河，紀其實也”，并批駁儒者的種種回護之辭。同時，以暴秦為例來證明牧野之戰必定是一場惡戰。
當然，也有學者以樸素辯證唯物主義來認識戰爭在歷史進程中的感化，承認戰爭在推動歷史發展中的公道性。如在《周易》的歷代注疏中，注者多認為戰爭是必不成少的手腕，不克不及一味簡單地反對戰爭，宋代學者林栗說：“兵之除害，猶治疾也。”[60]趙汝楳也認為戰爭猶如短暫的苦痛不成防止：
故奉辭致討，必行全國之年夜順。牧野之師，血流成河。雖受之旅也，圣人一視同仁，謂之毒全國可也。八百之國，不期而會，吉慶年夜來，何咎之有？此有帥師之德，斯人者，師尚父。以之烏喙狶苓，非養生之常，善醫包養者順而用之，雖毒而病良已，亦所以夫。[61]
是以，這些論述并不以牧野之戰的殘酷性否認周武王，而是確定武王伐紂的公道性，認同“血流成河”的記載。
我們發現，傳統社會的學者認同“血流成河包養網”的記載，他們在論證思緒上年夜體分歧，即確定戰爭傷亡以及其在歷史進程中的價值，并以后世戰爭類比論證戰爭的殘酷性，但對“血流成河”自己真實性的論證都很是單薄。舉證者無論舉證哪一場戰爭的殘酷性，均無法證明“血流成河”場景的真實性，亦無法直接回應王充的質疑。
事實上“血流成河”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是可托的，又是什么樣的歷史場景呢？歷代儒者進行了不斷地討論，他們也試圖尋求“血流成河”場景公道性。現代學者最關注的是“杵”字的考證，其次是“漂”的解釋。起首是“杵”的考證。現代學者提出四種觀點：（1）“杵”是“舂杵”，即舂米用具，軍營后勤器具。這一說為趙岐、孔穎達、孫奭、朱熹等學者所接收，是經學的正統解釋。（2）“杵”是武器“年夜盾”[62]。（3）“杵”為“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包養網”[63]。（4）“杵”為兵營“筑壘壁”的東西[64]。學者說法各異，但其考證目標就是，要使戰場上的“杵”在血流中可以漂浮，所以，“漂”釋為“漂浮”就是上述考證默認的條件，我們稱之為“漂浮說”。其次，“漂”的懂得。“漂浮說”的焦點窘境就在于無論何種考證，“杵”似乎都難以漂浮于血流中。王夫之指出了漂浮說的最最基礎問題，也是不為人所佩服的緣由：“雖億萬人之血亦必散灑于億萬人所仆之地，安能成渠而浮物耶？”他認為“杵”就是年夜盾，并指出：“‘漂’者，血濺而漂之，如風吹雨之所漂及。先儒謂‘漂浮而動之’，說太不經。”[65]王夫之認為“血流成河”就是血濺到年夜盾上的通俗場景罷了。所以，王夫之通過對“漂”的從頭解釋，既解決了“血流成河”的能夠性問題，又不影響武王之德。但載進史冊“血流成河”會是這樣一個包養網廣泛性的情形嗎？非常可疑！
筆者認為，歷代儒者均糾纏“血流成河”的廣泛性意義，卻疏忽了歷史記載的特別性。特定的史實只要在特定的歷史場景中才是公道的，離開了特定的場景，歷史展現給人們的能夠就是別的一種狀況[66]。筆者認為對“血流成河”的研討也應鉤沉史料，不斷接近歷史場景。是以，筆者根據史料以及近現代學者的研討結果，對牧野之戰中“血流成河”的場景進行初步勾畫，并包養認為“血流成河”場景的出現能夠與牧野之戰發生的特別天氣狀況、具體地看和特定的氣候條件有關。
起首，“血流成河”的記載能夠與持續性降雨相關。據多處史料記載：“王以仲春癸亥夜陣，未畢而雨。”[67]“天雨，晝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68]“武王伐紂，……當戰之時，旬日亂于上，風雨擊于中。”[69]“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70]“武王伐紂，到于邢丘，軛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71]相關史料雖然記載目標各不雷同，但多提到牧野之戰“雨”“暴雨”“雨不休”的特別天氣。筆者認為這些敘述是可托的，其并未經過儒者的加工，作為數術類、陰陽家的史料被保存，長期未受重視，亦未遭改革，真實性反而比較高。
其次，牧野之戰中周人陣線一翼為河道。近年來學者通過史料考證、實地調查等方式，更多地認同牧野之戰的地看是新鄉牧野[72]。學者通過實地勘探和資料爬梳，確立了戰場年夜體地位，并明確指出牧野之戰的具體陣法，“商周軍隊決戰之前所列陣線，其南段均以淨水為其一翼之樊籬”[73]。淨水位于太行山東麓，是古黃河的主要主流之一，當時水量比較年夜。那周人為什么選擇布陣于河道旁？從軍隊數量來看，周軍沒有優勢，在軍力沒有優勢的情況下，周軍主動出擊，率先抵達戰場，以河道為側翼進行布陣，河道成為軍陣的一道自然防御樊籬，這對周軍很是有利。從兵學的角度來看，在軍力相對弱勢的情況下，以水流為軍陣一翼來穩固軍陣長短常主要的做法。
最后，牧野之戰時間。我們還要補充論證牧野之戰具體時間與氣候狀況，因為有史料記載：“武王伐紂，雪深丈余，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74]從《國語》“王以仲春癸亥夜陣，未畢而雨”的記載可以看出，牧野之戰是發生在周歷仲春，即夏歷十仲春，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對牧野之戰時間的確定，雖年份有爭議，但月份都是公歷一月。那牧野地區當時一月的氣溫若何？此處牽涉歷史上安陽氣候變化的問題，竺可楨指出，“可以說，仰韶和殷墟時代是中國的溫和氣候時代，當時西安和安陽地區有非常豐富的亞熱帶植物種類和動物種類”[75]，正好在牧野之戰發生的時間區間內[76]。亞熱帶氣候全年不結冰，降水形態只能是雨，且淨水流域也不會結冰或積雪。那么“武王伐紂，雪深丈余”或許是后世學者根據已經轉進嚴寒期的氣候現象摻進對歷史的想象。
通過以上考述包養網，筆者認為“血流成河”場景是真實發生的，是在特定場景中發生的一次戰爭，牧野之戰的真實場景能夠是：商周年夜軍雨中年夜戰，嘈雜的戰場上，鮮血與雨水混成血水一片，在兵士的腳下不斷流淌。由于臨河布陣，年夜雨將血水沖進淨水河中，整個淨水河也被血水染紅，由于戰事劇烈，河面上漂浮著兵士丟棄的木盾牌，甚至尸體。所以說，“血流成河”只是在特定的天氣狀況、特定的地點、特定的氣候條件下發生的特別事務，不具有廣泛性[77]。當然在這樣的場景之下，無論是“杵”被釋為年夜盾、還是舂杵、筑壘東西等都無礙于懂得，而筆者認為“杵”被釋為年夜盾，更合適歷史的實際，因為從《詩經》、還是從漢代典籍援用的異體字的情況來看，都是比較明白的。
四、“血流成河”詮釋與研討的思惟史價值
自古及今，歷代學者基于分歧的立場或研討目標對“血流成河”的內容進行不斷地詮釋和研討，分歧的價值關懷與目標往往會影響學者對歷史事務的記載、取舍與懂得，此中多以儒者為主。筆者認為這些詮釋與研討各有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重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孟子和荀子對“血流成河”的質疑與重構體現了晚期儒學發展過程中作為子學的儒學與經書之間的牴觸包養網。自孟、荀始，儒家以“湯武反動”的歷史敘述為根據逐漸樹立了具有幻想性和批評性的政管理論，反應了儒者以道制勢的盡力。面對《尚書》牧野之戰“血流成河”的記載，孟子、荀子的解讀、判斷與其各自特定的思惟底色有著很是緊密的聯系。他們在其各自的理論構建中，面對不合適本身理論的經典文獻或史事，不吝以否認“血流成河”或許對牧野之戰場景重構為代價。是以，無論是孟子質疑“血流成河”的記載，還是荀子重構牧野之戰兵不血刃、倒戈，均是一家之言，并不克不及作為“血流成河”真實情況的史料依據。就整個“血流成河”的詮釋史來看，孟子和荀子對經典文獻的處理方法顯得粗魯、或許構建的場景也相對比較粗拙。可是，他們的立論還是為后世儒者或許史家不斷詮釋供給了素材和基礎思緒。“軸心時代”的諸子對歷史述說往往成為后世的“史料”根據，一種基于價值判斷的歷史敘事逐漸成為被后世學者認可的真實歷史。司馬遷在《周本紀》中包養記載：“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進。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78]就《周本紀》的內容而言，其史料多來源于《詩經》《尚書》《逸周書》等典籍，而其歷史敘事的觀念則是儒家思惟。《周本紀》對牧野之戰的敘述，只字未提“血流成河”，並且“簞食壺漿”的意味很是明顯，顯然是遭到孟子的影響；同時，“倒兵以戰”又是荀子的說法。隨著《太史公書》由“子”進“史”[79]，那么司馬遷關于牧野之戰的描寫也就成為歷史的真實，這是典範的以儒學價值觀為本構建的史學敘述。而其他一些關于牧野之戰的記載，“遂東伐紂，勝于牧野，兵不血刃，而全國歸之”[80]，也明顯與儒家思惟有關。
第二，后世儒者對包養網“血流成河”場景的特別構筑，逐漸彌合了《尚書》記載與儒學思惟的牴觸，使得經書與子書實現了邏輯上的自洽。自漢代以后，良多儒學的觀念也開始逐漸深刻人心，成為史學評價的主要標準。所以說，“血流成河”在傳統經學、史學和子學中僅僅是一個符號。歷代儒者對這條史料的不斷解讀，不僅觸及商周反動的史事真實性與政治正當性，尤其在儒家學說居于主導位置的傳統社會中，對湯武反動的敘述與評價，都長短常主要的學術和政治問題。由于典籍自己對牧野之戰的記載較少，后世學者更多是為孟子和荀子的思惟張本，使其更合邏輯，也由此產生了各種詮釋息爭讀。恰是通過歷代儒者殫精竭慮的不斷詮釋，“血流成河”的經書記載在《尚書》學史上與孟荀思惟逐漸圓融，渾然一體，此中依靠著儒者對以德為本立場的堅持和對儒家幻想政治的崇奉。從思惟史進程來看，我們必須承認，《尚書》學史中對“血流成河”的種種詮釋、重構或曲直說在歷史上有其價值。恰是這些解讀，不斷強化了儒者對經典的崇奉，堅定了儒家學者對待戰爭基礎立場，亦使這一記載在儒家價值觀的基礎上逐漸公道化，我們對其梳理亦見歷代儒者的心路歷程。正如學者所言：“儒家作為幻想主義者，基于本身固有的理念，在許多情況下，總是為了‘尚善’而犧牲‘求真’，在他們那里，解構歷史的真實，努力于歷史的重構，乃是符合邏輯的選擇。”[81]歷代儒者恰是對這樣一個忘卻了歷史之真的符號進行不斷詮釋，體現了傳統時期的歷史哲學和價值取向的德化傾向。
第三，對“血流成河”史實講究反應了部門傳統儒者對待戰爭的感性態度，亦是在現代學術體系下解決儒學崇奉窘境以及現代化轉化的殊途同歸。事實上，儒家關于“血流成河”的主流解釋，數千年來亦不斷遭遇許多學者甚至是儒者內部的質疑。可是這種質疑也是由于對待戰爭的分歧態度而惹起，真實性考量往往僅止于后世史事類比中，而“血流成河”的現代史學意義上的真實性也是傳統儒者未能解決的問題。在以儒家思惟為主導的傳統社會中，部門儒者對《尚書》中“血流成河”的懂得雖異于主流經學解釋，但最基礎缺乏以對儒家主流學說構成威脅。可是隨著近代以來傳統社會的解體，學術和政治發生了最基礎性的變化，尤其是以求真為焦點要義的史學的發展，逐漸解構了儒學中一些為構筑其思惟理念而構建或選擇的史料，這對傳統儒學為主導的史觀形成很年夜的沖擊。如早在20世紀20年月時，顧頡剛提出的層累史觀沖擊了古史系統，而多以古史系統構建其學說的儒家思惟便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了。近年來，陶寺遺址異常殘暴的場面也是儒學研討者在談及禪讓時不克不及回避的問題[82]。而對于傳統儒者奢談的“湯武反動”，尤其是牧野之戰的具體情況，學者也開始對其史實展開深刻的研討，并對“血流成河”這一場景進行考證，試圖在傳世資料的基礎上，以現代史學的研討方法和研討目標對其進行研討。筆者認為，對“血流成河”史實的講究與本相的研討正如現代考古學一樣，的確解構了儒家為樹立其歷史哲學所特別建構的“血流成河”場景。但同樣也讓我們加倍明白地認識到儒家思惟的真正價值地點，體察歷代儒者在其特定歷史佈景和話語體系下為尋求善治的種種盡力。
綜而言之，對“血流成河”歷代詮釋的梳理，讓我們看到儒者通過歷史事務敘述、重構來實現其價值的論證和秉持、并不斷強化的過程。無須置疑，這些詮釋在其特定的歷史時期發揮著其應有的價值，不成一概斥之。而對戰爭的感性認識，對“血流成河”史實的講究，提醒戰爭殘酷、血腥、暴力的屬性，亦是請求我們對儒學的認識應當回歸感性，回歸現實，儒學超出性價值的繼承應當成為一種感性的訴求。假設明天儒學堅持反對戰爭、高揚德性的思惟依然還要樹立在對“血流成河”的種種歷史曲說中，那一定貽笑慷慨。當代儒者必定要通過新的盡力，將儒家所倡導的思惟觀念樹立在史事或感性的基礎上，為儒家價值在新時代下從頭獲得生機尋找新的基礎。
注釋: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普通項目“《尚書》新詮：以近年新出土文獻為中間”（20FZSB012）的階段性結果。
[1] 趙翼著，王樹平易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43頁。
[2] 當然，隨著陶寺遺址的不斷發掘和深刻研討，陶寺遺址中展現出良多暴力的原因，所以說，堯舜禪讓更多能夠是儒、墨兩家的政管理論構建。
[3]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包養網比較：《周易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24頁。
[4] 雖然傳世本《武成》篇屬古文《尚書》，但據先秦兩漢典籍直接或許間接援用《尚書》的資料來看，此條資料自己是靠得住的。如《孟子·盡心下》：“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焦氏易林·同人》：“血流成河。”《論衡·語增》引《武成》：“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論衡·藝增》引《武成》：“武王伐紂，血流浮杵。”《論衡·恢國》：“《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相關資料可參見陳根雄、何志華編著：《先秦兩漢典籍引〈尚書〉資料匯編》，噴鼻港：噴鼻港中文年夜學出書社，2003年，第177-178頁。
[5] 張玉春：《武王伐紂“兵不血刃”說質疑》，《古籍收拾研討學刊》1992年第5期。
[6] 黃懷信：《紂兵未“倒戈”考辨》，《中國史研討》1992年第2期。當然亦有學者針鋒相對地否認黃懷信提出的觀點，如陳希紅《“前徒倒戈”辯——與黃懷信傳授商議》（《江淮論壇》2009年第5期）一文。兩文觀點分歧，也均未直接觸及“血流成河”問題，如黃懷信對“血流成河”的涵義并未具體考訂，僅僅作為描述逝世人良多的一個語詞罷了。因為此文僅觸及對牧野之戰史事的考訂，并未觸及周武王抽像以及其在儒學史上的位置。
[7] 曹鵬程：《“血流成河”：詮釋與過度詮釋》，《孔子研討》2012年第6期。
[8] 白立超：《論“血流成河”的歷史本相》，《東南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9]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6035頁。
[10]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6047頁。
[11]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851頁。
[12]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842頁。
[13]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6035頁。
[14]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828頁。
[15]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829頁。
[16]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6034頁。
[17] 可參見楊寬：《戰國史》（增訂本），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1998年，第309-311頁。
[18] 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5年，第500頁。
[19]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920頁。
[20]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六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457頁。
[21] 錢時撰：《融堂書解》卷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47頁。
[22]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357頁。
[23] 黃暉撰：《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90頁。
[24] 黃暉撰：《論衡校釋》，第391頁。
[25]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6035頁。
[26]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6035頁。
[27]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6035頁包養。
[28] 孔安國注，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392頁。由于孔安國《尚書傳》的成書年月以及真偽無法確認，是以無法斷定其與王充“過辭”說的先后順序，此處權且不作太多論述。
[29] 孔安國注，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392頁。
[30] 陳年夜猷撰：《書集傳或問》卷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冊），第247頁。
[31] 見《荀子·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但是材劇志年夜，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正人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后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4-95頁）當然，周熾成撰文認為《非十二子》當出于荀子后學，僅備一說。詳見周熾成：《之非子思、孟軻出自荀子后學考》，《國學學刊》2包養網排名014年第3期。
[32]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279-280頁。
[33] 《竹書紀年》中也有類似記載，可是我們無法斷定記載的先后順序。無論是《今本竹書紀年》還是《古本竹書紀年》，其成書、真偽等問題的學術爭議很是年夜，所以不克不及作為確切的論據；在傳世本《武成》中也有“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成河”的記載，但由于古文《尚書》在學術史上的問題，此處也只能權且懸置不論。
[34]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136頁。
[35]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458頁。
[36]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266頁。
[37]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274頁。
[38]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269包養頁。
[39] 黃暉撰：《論衡校釋》，第343頁。
[40] 黃暉撰：《論衡校釋》，第342-343頁。
[41] 黃暉撰：《論衡校釋》，第343-344頁。
[42]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六十一，第1457頁。
[43] 需求指出的是，雖然許多學者都在《武成》篇的解經過程中提出類似觀點，可是上文我們已經指出，由于今本《武成》能夠晚出，所以筆者將《武成》的經解與荀子思惟暫歸一類。
[44] 朱祖義撰：《尚書句解》卷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冊），第936頁。
[45] 程年夜昌撰：《考古編》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2冊），第62頁。
[46] 程年夜昌撰：《考古編》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2冊），第62-63頁。
[47] 孔安國注，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389頁。
[48] 項安世撰：《項氏家說》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6冊），第497頁。
[49] 陳經撰：《陳氏尚書詳解》卷二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冊），第223頁。
[50] 王樵撰：《尚書日記》卷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冊），第473頁。
[51] 王夫之著：《尚書稗疏》，《船山全書》（第二冊），長沙：岳麓書社，1988年，第128頁。
[52]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503頁包養網排名。
[53]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390頁。
[54]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362頁。
[55] 吳浩撰：《十三經義疑》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1冊），第258頁。
[56]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撰，黃懷信修訂，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7年，第346-348頁。
[57] 當然，紂王究竟是被擒斬首而逝世，還是自焚而逝世，學者已有專門的討論。張玉春：《殷紂王“自焚而逝世”考辨》，《史學集刊》1993年第3期。
[58] 王天海，王韌撰：《意林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44-345頁。
[59] 陳第撰：《尚書疏衍》卷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冊），第771-772頁。
[60] 林栗撰：《周易經傳集解》卷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第56頁。
[61] 趙汝楳撰：《周易輯聞》卷一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冊），第69頁。
[62] 黃生撰：《義府》卷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8冊），第301頁。
[63] 陶宗儀編：《說郛》卷六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6冊），第278頁。
[64] 惠士奇：《禮說》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1冊），第445頁。
[65] 王夫之著：《尚書稗疏》，《船山全書》（第二冊），第128頁。
[66] 王學典：《偶爾性、能夠性與個人在歷史上的感化》，《東岳論叢》1992年第4期。
[67] 徐元誥撰，王樹平易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26頁。
[68] 許維遹撰，梁運華收拾：《呂氏年齡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88頁。
[69]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065頁。
[70] 司馬遷撰：《史記》卷三十一《齊太公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479頁。
[71] 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94頁。
[72] 張新斌：《武王伐紂與牧野年夜戰的歷史地輿問題》，《華夏文物》2000年第4期；陳昌遠：《牧野之戰“牧野”地看發微》，《河南師范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5期。
[73] 蘇德榮：《談牧野年夜戰的戰場地看》，《河南師范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5期。
[74]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823頁。長孫無忌奏議引《六韜》逸文。
[75]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討》，《中國科學》1973年第2期。
[76] 牧野之戰的具體發生年月學術界至多上有20多種包養網說法，詳見班年夜為在《中國上古史揭秘：地理考古學研討》（徐鳳先譯，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8年版，第5頁）中的梳理。
[77] 白立超：《論“血流成河”的歷史本相》，《東南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筆者在此文中對“血流成河”的歷史場景進行了詳盡的考證，茲不詳述。
[78] 司馬遷撰：《史記》卷四《周本紀》，第124頁。
[79] 李紀祥：《〈太史公書〉由“子”進“史”考》，《文史哲》2008年第2期。
[80] 王國維撰，黃永年校點：《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沈陽：遼寧教導出書社，1997年，第79頁。
[81] 黃樸平易近：《歷史的真實與歷史的重構——兼論儒家有關上古戰爭現象的虛擬化解讀》，《文史哲》2012年第3期。
[82] 王曉毅，丁金龍：《從陶寺遺址的考古新發現看堯舜禪讓》，《山西師年夜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何弩等：《襄汾陶寺城址發掘顯現暴力顏色》，《中國文物報》200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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